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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人性化”的服饰革命，一向主张自由的欧洲左翼投注了极大的热情。
法国的罗曼？罗兰，德国的亨利西?曼，英国的萧伯纳等人纷纷撰文赞扬这一“文化革新”。一向崇拜战争和力量的“进步作家”萧伯纳也自然不忘夹带私货：“……战争能够带来人类的进化，而秩序带来的是真正的创造和更大的自由，来自东方的服饰文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很快，中国几大时装品牌的专卖店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等城市的主要商业大道开门营业。这些装潢精美，时尚，布置科学，员工训练有素，把时代感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富有中国元素的旗舰店，很快就风靡了欧美上流社会，成为名门贵妇和新贵们趋之若鹜的所在。
参考后世品牌专卖店的运营策略，精明的中国商人们推出了“贵宾卡”，“会员打折”，“会员专刊”，“合作商户折扣”等一系列措施，还和中国的旅行社合作推出“中国游”之类的附加服务，更是引发了欧美上流社会的消费狂潮。
每天，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几家中国品牌专卖店都是门庭若市，人流滚滚，甚至还要“排号”。伴随着这股旋风，中国的专卖店迅速扩展，不但很快酒杯称为“中国街”，并且迅速扩张到了美国各主要城市。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巴黎，纽约，维也纳，罗马。马德里，柏林，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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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个商业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股票交易所已经在华兴三年元月正式开业。
吸取了另一时空各国证券市场几度浮沉的经验。郑宇设立的金融监管局类似前世英国的FSA，从一开始就针对了金融业的混业经营。
金融监管局下属的证券监管委员会为首，组织一批专业人士。按照郑宇提出的一整套监管框架（其实就是后世各国的一些法律框架）首先提出了证券领域的一整套立法：公司法修订案，证券法，基金法。以及一整套专业条例：证券交易条例。证券公司准入条例，保荐人职业操守手册，保荐人业务流程规范，上市备案流程规范等。
在交易所方面，考虑到中国领土过于广袤，几大经济中心距离过远，而通讯交通和信息传播没有后市那么方便，金融监管局最终批准了三个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广州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郑宇挑选了一些候选人，并让他们自愿参与主席竞选。最终。经交易所理事会表决，前皇室投资业务英国负责人张尊友出任第一任交易所主席。由交易所常务委员会提交。理事会表决，通过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章程》，《北京证券交易所内控管理条例》，《北京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流程规范》，《北京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范》等一系列文件。
有了这一整套初具规模的规范体系，郑宇的底气也就足了很多。
他完全确信，中国的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将走在世界证券界的前列。毕竟，在这个时代，各国证券交易还处于自由市场发展阶段，缺乏有效监管，甚至连信息披露都缺乏足够要求。至于政府监管，则更多是三十年代美国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台之后的事情了。
在郑宇的体系中，证券市场的参与者不能包括普通平民，而只能由有足够富余资金，也就是闲钱的富裕阶层，以及机构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组成，并且一定要实现信息的透明化，实现公平，公正，公开。
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在于郑宇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一旦股市对全社会开放，必将沦为权贵阶层和同盟者掠夺平民财富的工具。
他很清楚，平民并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太多余钱就不去参与这种合法的赌博。越是平民，赌性反而越重。他们每天生活在底层，却并未丧失过希望，经常性地会幻想着自己某一天成为身边某个“成功人士”，“老爷”，过上无比幸福的生活。
当他们拥有了一定的积蓄，他们就很容易被各式各样的“发财故事”所迷惑，争先恐后地投入股市这个血腥的屠宰场，带着希望进入，遍体鳞伤地离开。
在郑宇看来，股市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更适合富余阶层以闲钱为资本，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而专业性的投资机构，则可以承载包括平民资金在内的财富，利用其专业技能，在专业部门监管下开战投资活动。
在这个政策框架内，富裕人群可以选择自己投资，也可以选择通过购买投资基金的份额，或合伙成立专业投资公司投资。而平民，只能通过购买基金来间接投资于股市。
对于投资基金，郑宇没有采取后世美国发展起来，并推广到全世界的公募基金模式。
在他看来，这是美国式养老金体制下的特殊产物，只适合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这类成熟市场。这些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已经非常完善，历经数百年的经济和文化沉淀，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牌蓝筹股，尤其是跨国公司，业务模式成熟，管理规范，适合长期投资。
反之，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剧烈转型的社会中，企业普遍浮躁，缺乏文化积淀，往往急功近利，在某些阶段一帆风顺获取暴利，并热衷于规模扩张，而当经济周期转换，或经济模式和科学技术快速更新换代，这些企业几乎无一例外会沦入深渊，破产倒闭。
更可怕的是，共同基金管理者本身也缺乏文化积淀和公共责任感。而共同基金“大锅饭”式的收益模式更让这些人根本没有动力去为投资人创造更高收益。
在共同基金模式下，管理者只能提取管理资金规模的百分之一到二作为收入，这也导致了基金经理普遍的不作做和羊群化。道理很简单：只要随大流，成绩基本就是中游，不会被淘汰。每年都可以舒舒服服过日子。如果特立独行，自己抛开市场主流玩自己的品种，一旦差错。就可能成为末流遭到淘汰。
这些因素累加在一起，导致几乎在所有后起国家，共同基金模式都遭到了失败。
参考后世经验。郑宇引入了两个策略：第一条是指数化投资。即通过发布各种股票指数，由各基金公司发布指数化产品，也就是被动配置，单纯复制指数内的股票组合，以复制股票指数的走势。这种被动投资基本保证共同基金能够获取平均收益，而提成自然也少得可怜：0.5%，对基金经理等要求也当然很低：会算数就可以。
第二条是收益提成。除了被动型指数基金，其他基金则采取主动投资策略。也就是自己选择股票投资标的的基金，一律采取收益分成策略，即基金一个季度一结算。收益的25%由基金公司提取。但与此同时，郑宇还规定了基金公司利益提成的一半必须再投资到自己公司的基金里。甚至基金经理个人奖金收入的一半也要投入到自己管理的基金里，以最大限度避免基金的冒进：在“牛市”拼命追逐高利润，获取高额收入，然后再随后的熊市中赌性不改，输掉基金持有人的大部分投入，而自己却无须赔偿任何损失。
有了这个强制规定，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的冒进行为将得到一定的遏制，并且实现了他们和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一致性，避免“赚一票走人”的行为。
与此配套，中国金融监管局下属证券监督委员会也建立了从业人员考试体制，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管理人员测试体制，基金经理牌照体制，保荐人资质认证体制等一整套人员考核，监督，审查和淘汰机制，实行了问责制，并且与调查局和警政部合作，建立了证券金融犯罪联合调查体制。
不过，尽管金融监管局看似无所不管，但其权力仅限于制定法规，监督法规执行等方面，它没有权力审核公司上市申请，也无权决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交易所等机构的人事安排。它只有根据相关法规条例对涉案和违规人员处以非刑事类处罚的权力，而刑事处罚由法院负责。
不过，中国的《证券法》，参照后世美国的法条，对于证券投资领域的违法制订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凡利用内幕信息牟取证券投资利益的，不但要追回所得，还要处以三倍的罚金，并处以刑事责任。操纵市场的行为，除了没收所得并处以三倍罚金外，最高可以处以二十年徒刑。
这个刑罚之严酷，令原本兴致勃勃准备“大显身手”的刘紫夜也不由得直吐舌头，甚至打趣郑宇说“明显是针对我来的”。
郑宇却并不在意。
对刘紫夜，他原本就没准备让她负责国内投资。除了替自己监督好整个皇室产业，以便他把精力更多投注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履行皇帝职能外，刘紫夜在投资方面的战场，其实是海外。
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要让刘紫夜做一个花瓶，而是实实在在准备让她一显身手。
当然，现在刘紫夜，还肩负了一个重要任务：传宗接代。
这不仅是郑宇的期待，也是几乎全体中国国民的期待，以及刘紫夜本人的期待。无论于公于私，哪怕仅仅是出于对于丈夫的爱意，她早就打算早早生儿育女，建立一个完整和美满的家庭。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她才可能安心地投身于商务领域等她感兴趣的方面。
这是后话。
第一批上市的企业，三个交易所一共有六十六家，行业涵盖了造船，汽车，钢铁，煤炭，化工。建筑，金融，纺织等各个领域，甚至还包括了两家房地产开发类公司。整体筹资额，则达到了惊人的六亿华元。整个时间跨度达到三个月，每个月每个交易所都有七八家，差不多每周两家。
郑宇对上市的安排。是有其通盘考虑的。
一次性推出的上市公司过少，则形不成规模，也缺乏可供挑选的标的。降低了证券交易所的吸引力；一次性推出公司过多。则容易出现问题，而投资额过大，则可能导致民间剩余资金不足，影响发行定价，甚至出现认购不足的情况。
而第一批的拟上市公司，虽然只需要在金融监管局备案，由交易所完成形式审核，但郑宇依然坚持了精品原则。并通过幕后协调，确保拟上市公司质地优良。
简单来说，其实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皇室产业控股或参股的优选企业。以及各财阀精挑细选出来的一批门面，几乎肯定能在未来几年内快速发展。
这证券交易的第一炮。只能打响，绝不能打臭。
按照交易所发布的信息披露规范，各家公司都发布了详细的招股文件，招股说明书，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等样样不少，基本上就是后世的那一套历经百年已经完备的东西。
这些文件除了给主要的投资机构和超级富豪们免费邮寄外，还以一定价格对其他投资者出售，并置放于各交易所公众阅览室供投资者免费阅读。
借助如此完备的投资信息，投资者都可以作出初步判断。而与后世路演类似的上市路演安排，则更加方便了投资人以交互的方式加深对企业的理解，作出审慎的投资决策。
这个以系统性立法的方式，通过三足鼎立的金融监管局，证券交易所和刑事调查机构进行监督，并利用资质认证，高收入和严厉的法条迫使证券从业人员自律，以严密的信息披露规范强制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证券市场，甫一推出就成为了欧美金融界密切关注的焦点。
这个时代的欧美，证券丑闻层出不穷，而上市公司甚至常年不披露财务报告，某家公司突然股票暴跌，然后很快宣布破产的事例层出不穷，股市更像是赌场，到处充斥着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
在美国，随着西奥多?罗斯福把大棒指向垄断组织，上市公司的丑闻层出不穷，实业大亨和金融大亨，无论是洛克菲勒还是摩根，在底层民众的眼中谁背上的癞都不比别人少多少。
在英法，苏维埃俄国革命激发起来的左翼思潮，更引发了舆论界的大动荡，抓住这个时机试图扩展政治力量的左派，纷纷把矛头指向贪婪无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金融大亨和工商大佬，指责他们操纵市场，蓄意掠夺国民财富。
中国证券市场从一推出，就赢得了各国舆论的赞誉，纷纷称其为“真正规范，清洁”的证券市场，是“其他国家的典范”。
中国上市公司根据信息披露要求刊登的招股书，发布的信息披露，尽管为了避免“单向透明”，避免其竞争对手借助披露出来的商业机密损害企业竞争力，对供应商，下游客户等重要敏感信息加以隐藏，但终究是开天辟地，前所未有的创举。
在阅读了这些文件之后，在华的欧美各界名流也是怦然心动，纷纷选取证券公司开立股票账户，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开始购买股票。
当欧美报纸有选择地刊登了一些中国上市公司的招股文件之后，阅读着招股文件中的行业分析，企业业务状况，未来规划，财务报表，目睹这些公司的管理规范，利润丰厚，发展态势良好，欧美富裕阶层纷纷呼朋唤友，询问如何投资中国股市。
风险？
别人的招股文件中靠前的部分就是“风险提示”，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比基督徒还要诚信，一切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的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如果这样投资还会亏钱，那只能说是自己运气太差。
投了？
投了。
非常体贴的，中国各大证券公司，尤其是皇室控股的华盛，几位前皇室产业投资部门业务骨干合伙设立的威高，庆余银行下属的庆余，安南李家的隆盛等大券商，在欧美几个主要城市都设立了海外分部，接受远程开户和远程买卖，以电报和电话接收国内几个交易所的交易数据，在公司内的交易厅发布，并可以利用这些远程通讯工具下单。
作为中国企业形象代表的上市公司，就这样与欧美商界建立了直接联系。伦敦，巴黎和纽约的报纸，开始越来越多地报道中国的股市行情，而这些运作规范，信息透明的企业，颠覆了欧美各阶层对中国企业的传统印象。
他们开始直观地感受到了中国商业文化的先进。而其中最关键的，在于诚信。
既然中国的公司是如此运作规范，讲求诚信，那中国的商品质地如何，自然也无须多说了。很多欧美商界人士，出于心悦诚服，或者也是为了自己投资的中国股票，开始自觉地成为中国商品的推销者—当然这不包括和自己的事业相竞争的那部分商品。
这是郑宇布置的经济国战的下一步：让欧美商界直观感受到中国企业的诚信，提升中国商界在商业道德和文化领域的形象，从而整体提升中国商品的定位和吸引力。(未完待续)